，那个戴圆框眼镜的男人正站在波提切利的《维纳斯诞生》面前。

“你今晚的行程，秘书处汇报说取消了？”镜片后的眼睛泛着冷光。

克莱恩的下颌线绷紧了。“是的，全国领袖。柏林有紧急事务需要处理。”

希姆莱盯着他看了几秒，那几秒长得足够米开朗基罗完成一副素描。下一刻，他微微眯起眼睛：“和那个中国小姑娘有关？”

金发男人没有回答，可他的沉默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希姆莱从鼻腔里哼出一声，那声音里没有预想中的震怒，反倒带着某种长辈式的无奈。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知道还去？”

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让克莱恩呼吸一沉。就在今天早晨，电话那头的中国将军也这样问过他。

“她前晚哭了。”他说。

希姆莱的目光变得复杂起来，那里面有审视，有衡量，还有一丝或许连本人都未察觉的、类似回忆的微光。也许这个冷酷的掌权者也曾年轻过，也曾为某个人不顾一切过。

最终，他只是摆了摆手。“去吧，但别耽误下午的汇报。”

转身离开时，克莱恩听见身后飘来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：“年轻人…”

他没有回头。

下午，克莱恩回到酒店收拾行李。

简单的行军包，几件换洗的衬衫，一份给她的礼物，在佛罗伦萨一家老店看到的，用橄榄木雕刻的小兔子。

那家店在阿诺河对岸的一条小巷里，橱窗里摆满了手工雕刻的木偶。他路过时，一眼瞥见那只小兔子，圆滚滚的身体，毛茸茸的尾巴，长耳朵警觉地竖着，仿佛在安静等待着谁。

他几乎一瞬间就决定了要买。

和那枚银兔子刚好一对，银质的精致矜持，像她初见他时，怯生生的模样；木质的温暖柔和，像她笑起来时，眼睛弯成月牙的样子。

他将小兔子放进口袋，就在这时电话响了，接线员那边报的是柏林中国大使馆的号码。

“喂？”

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杂音，接着是她细弱的，带着犹豫的声音：“克莱恩先生？”

男人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

“是我。”他说。声音不自觉放柔了一些，柔得他自己都觉得陌生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…”她的声音像一只缩在雪地里的小兔子，怯生生地探出一点耳朵，“就是…想问问您，今天的行程…顺利吗？”

她在试探。克莱恩一眼就看穿了，她想知道他会不会回来，却又不敢直接问出口。怕显得太在意，更怕问了会失望。

可她终究还是拨通了这个电话，

男人心头像被被温水泡得发胀，又胀得发疼。

“今晚行程取消了。”他语气平淡。“我晚上航班回柏林。”

电话那头传来极轻的吸气声。他几乎能看到她此刻的模样，杏眼微微睁大，嘴唇不自觉地张开，白皙的手指紧紧攥住电话线，就像圣诞夜在槲寄生下，他突然吻她时那样。慌得不知所措。

“回…回来？”她的声音微微发颤，显是没想到他会回来的那么快，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克莱恩说，唇角不自觉上扬。

回应他的又是那种他熟悉的，带着哽咽的沉默。

克莱恩耐心地握着话筒，他在等她开口，等她委屈，等她把任何心事说出来，他可以这样等一辈子。

“克莱恩先生……”她的声音更小了，小得几乎要被电流声吞掉了去，“您……您为什么……”

“因为某个人前晚哭了。”男人直接打断她。

他本可以找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公务需要、行程变更，任何一个都说得出口。可他想让她知道，她哭了，他听到了，他在乎。

“电话里。”他补充道，“哭得鼻音都出来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没有……”她本能地反驳，声音却越来越小。

“有没有，我听得出来。”

那头传来一声轻轻吸鼻子的声响。但这一次的沉默，和从前都不一样，电流里，悄悄漫开了一点暖。

“克莱恩先生……”她又唤了一声，这一次，声音里裹着藏不住的委屈，像个终于能放心撒娇的孩子。

“嗯？”

“……没什么。”她顿了顿。他能想象她咬着下唇欲言又止的模样。“就是……想说，路上小心。”

克莱恩的唇角弯得更深了一些。路上小心，多么普通的话，可她说出来，就如同一颗糖融化在胸口。

“等我。”他说。

“……好。”

克莱恩把话筒放回座机上，低头看着大衣口袋里露出的橄榄木小兔耳朵。

快了。他看了看手表，下午三点半，从佛罗伦萨到柏林的航班，最早一班晚上七点四十五起飞。

还有五小时。

柏林中国大使馆，晚上八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