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我们要坐飞机回国去。”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，摇晃着头。

“您身体不舒服吗？”娜塔丽摸一摸他的胳膊。

他松开了一道皱起的眉毛，苦笑了一下。“我有点头痛，可是现在好了。您瞧，赫伯特-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呢，他却要跟我一道到那不勒斯去。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，我们是欢迎的。别的我就不多说了。”

“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，我们也不能换一个出境签证啊，”杰斯特罗说。

“谁也没有出境签证。您只作为上船送客人的。开船的时候，您作为忘记上岸就得啦。”

“要是出了一桩毛病，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，”杰斯特罗坚持说“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。”

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。“说句老实话。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，杰斯特罗博士。罗斯先生告诉我你所遇到的麻烦。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。恐怕您是某些人叫做头等货的一种人，”——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个美国土话——“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。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，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要走的时候也是可以出些毛病的。可是，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。要是您同意去，我们可以多谈一些。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。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关系，是不是？”他用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。

“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，”杰斯特罗说。“那就是我的论点。”

“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，”拉宾诺维茨说。“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，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——在这些欧洲人看来，他就是上帝——但是他们却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。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？”

杰斯特罗用在课堂里讲课时那种舒舒服服的、含讥带讽的口气回答，这种口气和当时环境是极不相称的：“对，你应该记住，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的异教徒。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，

因此他们可能从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。”

“我从来没想到过那种解释，”拉宾诺维茨说。“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。我相信，您是会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。今晚六点钟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，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。要或者不要，告诉他一声就行了。”

“好，”娜塔丽说“我们非常感谢您。”

“感谢什么？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！您的小宝宝是女的还是男的？”

“男的。可他只是一半犹太血统。”

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，匆匆地挥一挥手表示再会，说：“没关系，咱们可以带他走。咱们需要男孩子。”说罢，他就快步走开了。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旅客中间时，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。

“这地方很冷，”杰斯特罗博士说“而且非常沉闷。咱们到外面去吧。”

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面散了一会儿步，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一遍。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，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，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。她一想到他要走，心里就很不安。杰斯特罗指出，罗斯并不象他们那么安全。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——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——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，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。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。今年初，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，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，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。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，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。

在旅馆里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，而且非常烦躁。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，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经受不住，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，更不用说不合法了；坐在一只拥挤的破船上航海——毫无疑问食物、水、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——还可能让途跋涉穿过山地：终点是一个原始的、不安定的地方。的确，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，她的主意就打定了。

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。“喂，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？”在电话里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，又仿佛有点焦灼不安。

娜塔丽说：“赫布，我想我们不去了。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。”

“娜塔丽，你在犯一个错误，”罗斯说。“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。你打定主意了吗？”

“打定了。”

“祝你幸运，年轻人。我是肯定要去的。”

在凉爽的清晨，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，杰妮丝-亨利离开了家，驾车向珍珠市驶去。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，咳得非常厉害。他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五度。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，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，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。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，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、浑身淌汗